明天，《人工生殖法》將再次進入立法院委員會審查，這不只是《人工生殖法》的修法，更可能在當前立院無法充分討論的環境下，倉促決定台灣是否建立代理孕母制度。
《人工生殖法》施行近二十年，人工生殖技術、生殖醫療模式與社會需求都已大幅改變，相關管理制度早該修正。然而，過去討論《人工生殖法》修法，代理孕母幾乎都一併納入討論。由於代理孕母始終難以形成共識，也使整部法律的修正一再拖延。
例如，《人工生殖法》至今仍允許女性一次最多可植入四個胚胎，但國際早已朝向降低胚胎植入數，以減少多胞胎妊娠及孕產風險，醫療實務也早已朝此方向調整。此外，近年縣市政府紛紛推出凍卵補助，衛福部亦提高人工生殖補助，接受生殖醫療的人數持續增加，提供服務的醫療機構也日益增加，但胚胎與生殖細胞保存、實驗室品質及機構管理規範卻未同步更新。國外曾發生生殖中心設備故障，導致大量冷凍卵子與胚胎毀損，引發求償爭議。若類似事件發生在台灣，二十年前制定的法律，是否足以保障今天的使用者？
另一方面，單身女性及女性同婚配偶至今仍無法依法使用人工生殖技術，也使女性在生育時間不斷流逝的壓力下，難以完成生育規劃。這些需求迫在眉睫，不應因代理孕母議題一再延宕。
代理孕母是另一個層次的議題。它不是人工生殖技術適用對象的延伸，而是另一套全新的制度設計，涉及女性身體自主、契約關係、親權認定、兒童最佳利益、生殖市場等重大法律與倫理問題。台灣社會討論近二十年仍無共識，即使在代孕合法的國家也因應不斷浮現的問題持續調整法規，顯示這不是能夠倉促立法的制度。
令人擔憂的是，目前立法院不少重大法案，往往在委員會尚未充分討論的情況下，即進入政黨協商與後續立法程序，留給社會討論、專業審議與利害關係人參與的空間愈來愈有限。在這樣的立法環境下，代理孕母甚至曾被政治人物公開視為政黨協商與政治交換的籌碼。若連攸關女性、兒童與家庭制度的重大政策，都能成為政治交易的一部分，更凸顯目前公共討論品質的不足。
明天，除了關注《人工生殖法》是否完成修正，更值得社會關心的是，台灣將以什麼樣的民主程序與立法品質，決定一項攸關女性與下一代的重要制度。《人工生殖法》不能再因代理孕母而停滯，代理孕母制度也不該在欠缺充分社會討論下倉促上路。